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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律规定模糊时发挥作用。

从保障行政机关职能分工的观点而言，强制性地规定上级批准程序应当是一种例外情形，不应泛化。法律所要求的仅仅是集体讨论。

行政决定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却没有集体讨论，是行政决定程序的一个严重瑕疵，可能被法院作为撤销行政决定的理由。[22]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莆市法行初字第4号。《发审委办法》规定，发审委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会议对发行人股票发行申请的审核意见，并对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是否符合相关条件进行表决。第三，法律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同意或者批准的形式多数没有规定。在上级行政机关作出最后决定前，由下级行政机关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一程序设置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两个方面：既要充分利用下级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执法经验和所了解的具体情况，又要避免下级行政机关观点的偏狭或者利益的勾连，确保行政决定所考虑问题的全局性和中立性。

有的法院以学位评定委员会为被告[40]，似乎不符合该《条例》的精神。一 内部行政程序概论内部行政程序和外部行政程序的概念在中国行政法学上并不陌生，但似乎从未被精确界定，内部行政程序的意义也很少得到申述。而在理论界对共识的讨论中，罗尔斯的"交迭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只在浅水区漫步或"只摸石头不过河"，[46]它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家在面对历史和人民时的高度责任感以及所要求的审慎。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例如，在进行物价闯关改革时，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但我们也应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即大国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所独具的优越性。

它鼓励了地方性的变通和内部间的竞争。应当承认，在纪念82宪法作为一部法典诞生30周年之际，本文既未解释82宪法的单个或多项条款或者文本结构，也没有探索宪法作为一种文本的解释方法或实施机制。

而且，本文对差序格局的使用并未完全偏离费孝通先生的原意。事实上，这不仅是如何治理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如何可能的存在性危机和结构性挑战。第一种是改革先锋，以安徽省为代表，第二种是改革的顺应者，以山东省为代表，第三种就是改革的抵制者，则是以黑龙江省为代表的。[58]而且，即便是在强调中央权威时，邓小平还是指出："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中国是一个清一色的单一制国家，将会很难治理。[34] 例如，在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曾指出，"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

就此而言，北京与香港、西藏或山东不会是均质性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宪制关系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逻辑。[29] See, e.g., Pamela Kyle Crossley, 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9, 2011.[30] Robert Nozick, supra note 4，关于定型化（patterning）的问题，可参见页155-160。

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三、未完全理论化合意：政治整合问题1、两种共识策略政治是众人之事，在星期五到来之前，鲁滨逊所在的荒岛是没有政治的。

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就疆域而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与美国大致持平。在大历史的视野内，欧盟制宪不正是要建立起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吗？[89]在经由制宪实现"合众为一"后，共同体时刻都要准备着防止它自身的裂变和崩溃，杜绝在原有的政治区域内重新出现一种新"列国体制"。6比3，我们赢了，立法撤销"，参见p. 58。[45]更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怎么办"，而不是"怎么说"。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也推平了原有的以省为单元的政治信息传播和沟通结构，可参见田雷，见前注13。

如果借用法理学中所区分的"标准"（standard）和"规则"（rule），[38]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多年，北京很少为差序格局内的各个省级地方设定行为规范，许可、禁止或指令地方从事规范指向的行为，相应地，北京在"与省博弈"（playing to the provinces）的过程中经常沿用了一种"包干制"的逻辑，即只要求地方可以完成北京所设定的指标任务，至于地方是如何完成的，则不在北京的考虑范围内。而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唯一的宪制性同构或许就在于它们都是一国两制格局下的特别行政区，而未来在一国两制的宪政原则下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那么台湾必定也会实现对港澳模式的一种突破或修正。

反过来说，列国或战国格局必定会催生国家间的制度竞争，但列国体制不仅会造成内部战争，更重要的是，列国体制本身就意味着最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失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6] 参见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页8。[9]而宪法学界更是有丰富多彩的创新，近年来有不少论者在单一制前加上了"中国特色"这个一劳永逸的形容词。

在本文看来，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表述极具宪法空间感："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种格局如何可能形成，更进一步，红色区域的星星之火如何可以燎原。[3] 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页53。在联邦党人看来，这既是要防止新大陆重蹈欧陆旧世界的政治覆辙，又是要学习英伦三岛在1707年宪制合并的经验。换言之，在中国内部各地域的时空差异性尚未抹平之前，[77]任何追求完全理论化或重新政治化的冲动都有自身的危险，这一方面体现在完全理论化有可能造成共同体在根本政治议题上的分歧乃至分裂，由此让宪法失去了政治整合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就在于它可能危及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设定的宪法策略，因此不适当地压制了由下至上的制度空间试验。

反定型化是由差序格局所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宪法性策略，至少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以及我们当下的实践，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我将此概括为一种基于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第二种是在制宪时无法形成共识，但又不可能回避，因此只有在宪法文本内做模糊化的表述。

[11]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以至中国宪制的叙述中，条块关系也应是突破单一制和联邦制之二元对立的一个方向。[65]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就曾这样来形容过林肯，参见George Fredrickson, 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 Abraham Lincoln Confronts Slavery and R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若要保持定型化的理想现状，则需要一种（来自于国家）的干预之手，从不间断地将自由所颠覆的定型化状态进行拨乱反正，但这是任何一种分配正义理论都不可能允许的。可以说，中国因其包罗万象的差异性而生长出了参差多态的诸模式，而这种因地制宜式的创造、竞争和学习正是通过反定型化的过程得以完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费孝通先生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上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命题。[39]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页1。[4]就原初出处而言，这三个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在我看来共享着极丰富的空间结构感，只要进行简单的"创造性转换"，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组织起我们在中国宪法问题上所具有的一些常识性认知，从而建构起本文副标题内所示的"中国宪政模式"。[5] 这里所说的"右脑"的宪法学，可参见劳伦斯?却伯的一个说明，"我所特有的用'右脑'思考法律材料的方法"，"运用可视的视觉材料来描述在美国宪法内看不见的物质"，参见（美）劳伦斯?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143。

对于同时期反复强调"稳定"、"中国不能乱"、"反和平演变"的邓小平来说，大胆试是确有所指的，既非一窝蜂似的"大干快上"，也不是什么"参与权"。《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段话，也即南巡讲话的最后一段话，就最大程度地传达出邓小平的历史责任感：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未设定一个标准化的蓝图，我们常说邓小平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开放式的改革路线图。因此，既然邓小平的南巡是向地方寻找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动力，那么"大胆试"和"允许看"都是对政制差序格局内的（省级）地方所言的，换言之，在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内，它关系着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问题，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界定问题。

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而在更为制度化和结构性的意义上，建国以来在军区设置上有别于地方行政建制的另一种犬牙交错，朱镕基主政时期对国家金融权力所进行的跨省区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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